老彼得·勃鲁盖尔，《巴比伦塔》（1563）。

巴比伦塔的寓意是：翻译是不可能的，同时是不可或缺的。

译者与作品的相遇，是一场美丽的邂逅。作者与译者心灵的共鸣，为我们留下了岁月的刻痕。每一部经典译本的背后，都融入了译者对生命和命运的理解、对世俗名利的平静取舍、对爱与美的坚信与守望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2023年，就在春节假期即将结束时，两位翻译名家离开了我们。一位是曾引荐并大量翻译福克纳等名家作品的李文俊，一位是首创”呼啸山庄“译名的杨苡。

李文俊先生离开后，家人整理旧物，从一本旧杂志中发现他一幅字，十年前写的。“待我成尘时，你将见我的微笑”，语出鲁迅《野草》，题字中称鲁迅为“迅翁”。文俊先生儿媳马小起说，老爸一直特别喜欢这句话，尤其到晚年，常跟她提及，似乎是对生死相别的一种理解与准备。

与李文俊先生同一天离开的另一位著名译者杨苡，她所留下的题签、赠言，也在朋友圈被高频转发，也许这都是出于一种相通的敬爱。他们留下的，都不是书家之作，而是天真自然的，独属于时间中的某个人的笔迹，带着这个生命所特有的经历、意志与风度。似乎仅仅从这几行疏淡之中，我们就能感受到他（她）的一生、感受到岁月的呼啸而过。

无数陌生读者为什么如此不舍地追怀李文俊、杨苡，包括前不久离开的郭宏安、王智量、柳鸣九、唐月梅、许渊冲等老一代著名译者，也都是出于这样一种难以说清但浓烈于怀的感触：他们深厚而朴素的生命，带走了什么，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？

李文俊先生手书“待我成尘时，你将见我的微笑”。

/图片由李文俊家人提供

一种“认译者”的天真之气

当然，最显见的是阅读影响，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大门敞开、强光涌入般的阅读狂飙。当时的青年们有着许多对外国经典的最初阅读记忆：如何连夜“跑书”挑灯接力，囫囵吞枣地共享一套好不容易借来的名著；如何挖空心思讨好图书管理员或某位家有藏书的亲戚；如何在巴掌大的小县城新华书店初遇《红与黑》，读完大呼“我就是于连、于连就是我”。

柳鸣九先生主编的《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》与《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》，加在一起得有百十多本了，多少人受惠于此啊，永远记得薄软的封面上，仿佛是油墨印刻的三个硬瘦字体：柳鸣九。又有多少写作者遇上《变形记》《局外人》时，有如打开第三只天眼：哦，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！由此一步踏入当代文学的场域。

关于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各种路数流派风格的唤起与影响，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大选题，此处不做展开。只讲一个细节，在先锋文学起来的当儿，甚至有一种写法，就叫“翻译腔”“翻译体”，作家们所醉心模拟或致敬的，其实是翻译家们的译笔，由此也可见翻译作品对中文写作的影响之深。

我们还是回到阅读。阅读跟饮食的经验是同一个原理，母亲与故乡的食物自然是天下第一，但第一口的“不同”风味，也常会有惊天动地之撼，会加速推动我们在体魄器量上的延展与成长，乃至在将来的审美趣味里形成一种顽固和深情的偏好。这种成长期中的重要阅读经验，总带有一种童贞般的真挚情感，包裹着对文坛巨匠经典之作的眩晕效应与五体投地，而这，也常常也会移情并投射到译者身上，并由此产生一种“认译者”的天真之气，仿佛福克纳就是李文俊的、加缪就是郭宏安的、普希金就是王智量的、三岛由纪夫就是唐月梅的，等等。哪怕后来的译者版本，可能会有更全面的资料参考、更开放的当下性处理。

这仅仅是阅读口味上的固执吗？我想这里面其实还包含着人们对这些“初一代”译者真挚的尊崇与感激。自然，而今这些名著与巨匠已是人人挂在嘴边堆在案头，各种版本线上线下唾手可得，相当多80后、90后读者有不错的外语基础，可直接阅读原版。但，时间倒推上世纪四五十年，回到所有这一切的来路与源头，实在是一条极为不易的漫长过程，正是靠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这一大批译者，靠着他们跋山涉水的接力开拓与终身劳作，方从最遥远最陌生处为无数饥渴的双眼带来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文学。

译者与作品的相遇

比如李文俊，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引荐并大量翻译了福克纳作品，由此滋养了几代读者、作家与研究者。其实他还以“拓荒者”的独到眼光译介了许多当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的名作名篇。

影响了许多中国作家的卡夫卡（莫言、余华、马原、残雪等都曾撰文谈及），最早就是1960年代初李文俊在《世界文学》做编辑时，借着一个“内部发行”的选译机会，他提出译介卡夫卡的选题，并带头翻译了《变形记》等五个中短篇，后于196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以《审判及其他》为名出版。

《变形记  城堡》

[奥地利] 弗朗茨·卡夫卡  著

李文俊  米尚志  译 

“垮掉的一代”凯鲁亚克的代表作《在路上》，也是他与施咸荣等同期译者合作，尝试从节译、选译开始，一步步向读者推出的。热销至今的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，李文俊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读的企鹅原版，当时即印象深刻。十多年后，他和一帮译者策划引进一批美国当代小说，他提出的就是这本《伤咖》，译出后先在1979年创刊的《外国文艺》上刊出，从此麦卡勒斯以及她更多的作品，收获了一茬又一茬的中国年轻读者。

李文俊先生书房，其照片下陈列着译著如《喧哗与骚动》《变形记》。/李文俊家人提供

比李文俊早一些的萧乾先生（1910—1999），他与《尤利西斯》的相遇也是一个“长故事”。1929年，他听说英语文学里出了个“叛逆者”乔伊斯，可他先后就读的燕京大学、辅仁大学图书馆都找不到此书。十年后他到伦敦读书，总算买到奥德赛出版社的两卷本（1935年版），但没有索引和注释，勉强读完。直到几年后去剑桥读研做论文，他又重新拾起闭门苦读，然而此时战火纷飞，他丢下未竟的学位和乔伊斯，跑去做随军记者了。这一搁，就是五十年。

1990年，译林出版社听说他当年“摸过”这本天书，便寻上门来邀译。萧、文夫妇决定联手合译，这时他已80岁，刚刚动完两个大手术。此后历时1500多天，推出首译，光是注释文字就约30万字。3年后，萧老病故，之后若干版本的修订、维护、校正，皆是文洁若独力所支。这样的翻译作品，与外部世界的变迁、与译者个体的生命，如此壮阔起伏，如此血肉相连，想想看，能不“认译者”吗？

《尤利西斯》

[爱尔兰] 詹姆斯·乔伊斯 著

萧乾 / 文洁若 译 

桃知君  摄影

他们不仅是译者，

也是相关作家的研究专家

热烈的情感投射只是一个方面，真正让译者长久不衰、代代流传的当然是他们的译作，他们的专业处置与美学主张，包括母语素养、语言风格等，诸如“信达雅”（严复），“宁错务顺”（梁实秋），“宁信而不顺”（鲁迅），“求神似大过形似”（傅雷），“音美形美意美，求优似不劣似”（许渊冲），等等。这都是大研究，实不可妄谈。这里且说两个边角处。

一是译者序或译后记，这是译者在相关语种、作家作品研究功力上“深入浅出”的直接体现。比如法语翻译家郭宏安，人称他是研究、批评、翻译三驾马车，在出版波德莱尔、加缪、夏多布里昂等诸多译作时，总会奉上他极为精彩的译者序，兼具学院批评理论与文学中人的浪漫激情，像《红与黑》的代译序《谁是“幸福的少数人”》，就是一篇独立的对社会人之幸福观的深刻阐释。《恶之花》除了很长的序言，还有《跋》，阐述他对译诗的理解与实践，可谓是一篇学术论文，当然这对郭先生而言，只是从他的波德莱尔研究和多年翻译实践中所舀出的一小勺而已。

《加缪文集》

[法国] 阿贝尔·加缪 著

郭宏安 译 

《孤独与团结：阿尔贝·加缪影像集》

[法国] 卡特琳娜·加缪  马塞尔·马哈瑟拉 著

郭宏安 译 

帅子  摄影 

许多译者最后都成为相关作家的研究专家，但这也不是天成的。李文俊就谈过，他特别注意收集与福克纳相关的随笔、书信、演讲以及他人回忆等资料，而这个做法他又是从老前辈汝龙先生（1916—1991）那里学来的，当时汝龙在平明出版社所出的每一册契诃夫小说集，都附上他所能搜罗到的背景资料。正是这样的积累之下，除了福克纳作品，李文俊先生还创作或编译了《福克纳评论集》《福克纳评传》《福克纳画传》《福克纳随笔》《福克纳的神话》等相关图书，被尊为福克纳研究权威。

《罪与罚》

[俄罗斯] 陀思妥耶夫斯基  著 

汝龙  译 

除了序跋，还有注脚与注释，往往最见译者的耐烦与耐力。像前述《尤利西斯》的海量注释，即是典型体现。萧、文二老在翻译时参照了十几个版本，不断刷新乔伊斯学的最新研究成果，又兼顾各语种的修订，可谓穷目力所见、穷版本之尽、穷学界之力，最终使得这本天书的注释成为汪洋大注。而出于“不想打扰阅读整体感”的想法，萧、文二老一直坚持保留“章后注”。记得我看书时，一蓝一金两条布签带，一个夹正文，一个夹章末，得像纺织女工一样，前后来回地翻飞对照。

“一根牵绳在前，一盏灯火在上”

李文俊的译序与译注处置，是安静、简洁、妥帖的。我初读《喧哗与骚动》时，25岁的样子，刚开始接触意识流，有点胆怯，亏得有李文俊的译本序在前，他对书中的人物特性、结构设置、叙事视角等，都有明白详尽的指引，提醒读者注意各个人物出场时所携带的时空备忘与暗示性细节；而在译文中，他也通过字体变化和有分寸的脚注加以提醒。

此书不厚，但我读得很慢，李先生像一根牵绳在前、一盏灯火在上，倚靠着他，我磕磕绊绊地走完全程。这次经历给我留下极深印象，后来读别的福克纳作品，也还是会找到李文俊的相关研究文章先过一眼打个底子。比如《我弥留之际》，后来又有好几个版本，从我的阅读经验里，李文俊的译序《“他们在苦熬”》每读一次，仍会心中有感。

当然，从译者角度来说，他们期望有更广的涉猎。李文俊就开玩笑地说过，不能总是福克纳的“跟班”或“马仔”，而要“拓宽戏路”。所以晚近这些年里，他译了简·奥斯汀的《爱玛》、艾略特的诗剧《大教堂凶杀案》，复译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、童书《小熊维尼阿噗》，还有美国前总统夫人南茜·里根的《我爱你，罗尼》。

李文俊众多拓宽“戏路”的译作中，以2009年所译的《逃离》影响最大，至今仍一再重版。当时门罗还没有拿到诺奖，又从来只写短篇，故听起来较为小众，李文俊的引荐使她获得大量中国读者。苏童老师就老跟我们推荐门罗，各个场合都讲，当中也有李文俊的译笔功力使然。

李文俊一直对译文有求精之癖。据青年学者徐兆正回忆，2017年他听李先生谈过，说最后的翻译计划是重新译一下《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》，完成之后就决意收手了。徐兆正后来找到重译版本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“福克纳作品精选系列”收入新版）读了，深感老人文字臻熟至于极品。新译之时，李文俊87岁。想想真是感慨和脸红，李文俊到老，还在拓展方向、还在做修订计划、还在步履不停地精益求精。

除了皇皇译作，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太多

这些翻译上的故事，每个译家都有很多。比如杨苡怎样在巴金的鼓励下重译艾米莉·勃朗特，并殚思竭虑地构想书名，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之夜，突然想到“呼啸山庄”这一神来之名（此前梁实秋版本名为《咆哮山庄》）。

《呼啸山庄》

[英国]艾米莉·勃朗特  著

杨苡  译 

再比如王智量先生与他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译稿那几度辗转的故事，绝对可以讲上几万字，尤其是何其芳先生在他下乡劳动改造的前一天，特意找机会叮嘱他“《奥涅金》你一定要搞完咯!”的“厕所故事”，流传甚广。而让我印象最深的，则是他从兰州回沪时，随身行李里盛满各种各样碎纸片：因村里没有条件，他就把想好的译句写在撕下来的糊墙报纸或者卫生纸、香烟盒上……此书最终得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和1950年他初读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相隔32年。如今，俄罗斯所有的普希金纪念馆中，都陈列着王智量的译本。

而智量先生在他的华师大一村住着，三口人，四十多平米，节俭得“可怕”。朋友们回忆他时都会提到他“绝对不浪费任何食物”，在外吃饭，哪怕只剩半块炸猪排，也坚持带走。一次性的干净餐盘他也会留着，墨笔画上活灵活现的虾斗图，送给来往小友。他的书房一直挂着屠格涅夫画像，上有其名句：“你想要幸福吗？先得学会受苦。”王智量最爱说的一句话则是“人生，没有白走的路”。想想他一生经过的事情，再想想这两句短短的话！无缘得见智量先生，只看过他晚年照片上的笑容，明亮、温暖、毫无挂碍。

王智量先生在《朗读者》节目中的发言截图。/《朗读者》剧照

百岁老人杨苡的笑也总是爽朗的，还有她聊天中的口舌伶俐、玩笑不断，但凡见过，都会印象深刻。南京大学余斌教授对她长期访谈十年左右，终成一部口述史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，余教授说，如果全世界搞一个百岁老人记忆力比赛的话，杨老师得拿头名。我们每次去拜访时，都是大家围坐，听她信手拈来，准确到年月、场景与对话地讲述往事故人。不记得是哪次，同行者全是男士，大家告辞时，她拉我在后，像小女孩一样顽皮地笑着，悄悄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瓷人偶……

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

杨苡  口述

余斌  撰写 

桃知君  摄影

是的，她知晓并穿越百年的世情苦难，可又葆有童心未泯的热情，她的柜子、架上、沙发、床边，摆着一排排的布娃娃和人偶，还有各种材质做成的猫头鹰。她的屋子不大，50平米里挤挤挨挨放满书报、娃娃，挂满照片与字画，家具上披着她喜欢的蓝印花布。她终身都没有什么大的名头，就是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员。她生前即已立好遗嘱，要把她这间小屋捐献给南京市作家协会，“希望大家能继续在这里读书”。

杨苡先生送给鲁敏的瓷人偶。/图片由作者提供

我有时会把这些故事“贩卖”给年轻人或学生们听，也许今后还会讲，其实也是在与他们共勉——的确，在此时此际的生活中，纷繁的学业或职业生涯中，我们总会遇到各样的苦痛与艰难，身陷阶段性的泥泞，或是踏上独行逆行的孤独旅程，想想这些可敬可亲可爱的前辈，除了皇皇译作，他们还给我们留下了太多。他们身上，不仅有着坚韧深厚的专业之精神、岁月沧桑的时代刻痕，更有对生命和命运的理解、对世俗名利的平静取舍、对爱与美的坚信与守望。

杨苡夫妇毕生挚爱的匠心译作

《天真与经验之歌》 

[英国]威廉·布莱克  著，杨苡  译

《欢乐颂与沉思颂》

[英国]约翰·弥尔顿  著，赵瑞蕻  译

2023年1月7日，离农历兔年近了，小起做了满桌好菜，一家人灯下共享，突然，李文俊先生问：“听，什么声音？”小起逗趣，故意说：“我啃骨头的声音。”“不，”他说，“是时钟，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……”20天后，老人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而他在十年前就抄写了最喜爱的一句话：待我成尘时，你将见我的微笑。

作者丨鲁敏

编辑丨谭山山

校对 | 向阳

今 日 话 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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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： 谢谢他们 带来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文学